张之轩，1919年9月生于河北蠡县，1938年1月投身革命，1939年5月成为中共党员。1949年渡江战役期间，他担任第二野战军保卫部科长，后调任十二军保卫部部长。他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渡江前后的所见所闻，这些日记均写于1949年。

1月12日这天，禹县迎来了新的一天。

前线指挥所搬到商丘后，野战政治部的办公地点还留在禹县。上级派了人过去搬东西，我也被安排参与其中。到了禹县就发现，后方单位里大家过得太安逸了，享乐的风气也在滋长，这种情况需要特别注意。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总结前一段的工作。

1月23日这天，商丘的洪庄地区发生了一件事情。

车，张涛同志就激动地告诉我们几个重要消息：蒋介石已经辞职，我军成功解放了合肥和蚌埠，李宗仁也接任了职位。

在1月29日那天，商丘的城区里。

我们前往商丘城，负责中原局高级干部会议的安全保卫任务。这次会议的核心内容是传达和讨论党中央及毛主席的重要指示：要坚定人民革命立场，批判那些背离阶级立场、迎合资产阶级、崇拜帝国主义的错误思想，同时警惕因胜利而滋生的骄傲自满情绪。会议还安排了工作总结与反思，并号召大家认真学习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为即将展开的渡江战役和解放全国做好充分准备。

会议持续了四天，负责安保的张风五、刘崇约等人，通过户口登记和策反敌伪分子，很快摸清了商丘的军统特务、国民党第六绥靖区突击队以及徐州“剿总”突击队的部分情况。安保任务完成后，他们把相关材料交给了公安局长高均太。

2月5日，商丘市洪庄地区

野战政治部发布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中原野战军正式更名为第二野战军，下设三个兵团。第三兵团由陈锡联担任司令员，王近山和杜义德为副司令员，阎红彦负责政治部，王蕴瑞任副参谋长，下属包括第十、十一、十二三个军。第四兵团由陈赓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郭天明为副司令员，刘志坚兼任副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胡荣贵为政治部副主任，下属有第十三、十四、十五三个军。第五兵团由杨勇担任司令员，苏振华为政治委员，张霖之为副政治委员，甘渭汉负责政治部，潘焱任副参谋长，石新安为政治部副主任，下属包括第十六、十七、十八三个军。

2月8号这天，在商丘的城区里。

根据邓小平政治委员和张际春副政委的安排，我前往商丘城内接待从武汉来的谈判代表。张际春副政委交代，这些人是武汉方面派来与我们商谈的，让我接待两天，了解他们的谈判意图。接受任务后，我与对方进行了交流，那位代表表示他是代表武汉的百万群众而来，主要目的是希望在解放武汉的过程中避免炮火攻击。

在2月11日那天，商丘的市区里。

一大早，刘伯承和陈毅两位领导商量后决定，由陈毅负责与武汉来的代表进行谈判。刘伯承打趣地说："陈毅可是咱们的'外交大臣'，让他去谈最合适不过了。"我陪着陈毅来到商丘市委办公室，把两位代表请来。简单寒暄后，陈毅从中华民族经历的苦难说起，一直谈到我们共产党和人民坚决要消灭蒋介石的决心。

陈毅同志表示，作为革命者，我们必须彻底清除反动势力，绝不能让任何有害的残余影响中国人民。随后，他询问对方此次来访的目的。那位代表回应说，他代表武汉的百万市民，希望在解放武汉的过程中避免使用炮火。

陈老总表示：开不开炮的决定权不在我们解放军手里，关键看国民党军队的态度。如果他们死守不降，我们为了推进解放事业，攻下这座城是必须的，炮火难免会用上。不过我们也不愿意动武。如果守城的敌军愿意放下武器投降，那我们自然不会开炮。

陈老总问他们还有什么想法。他们犹豫了一下，问道：“能不能把第四号战犯的名字从名单上删掉？”陈老总回答：“不行。战犯名单不能改。白崇禧要是起义，我们会按起义的规矩处理；如果他投降，就按投降的方式对待；如果他坚持抵抗被俘，就按俘虏的标准处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有自己的原则，我对起义、投降和战场抓获的人都是区别对待的。名单不能动。他选择什么路，是他的事。”

陈老总讲完后，那位代表频频点头，说道：“我明白了，共产党的领导人都很真诚、直率、坦诚，我们清楚共产党的政策了。”等客人离开后，陈老总说道：“关键还是最后那句话。”

2月25日这天，商丘市洪庄地区发生了重要事件。

在二野政治部组织的经验分享会上，三野慰问团受到了热烈欢迎。会上，夏屏西同志作为政治部代表，向大家介绍了几个重要经验：首先是如何在淮海战役中开展政治宣传；其次是前线立功表彰的做法；接着是干部和士兵的快速调配补充；还有工兵作业的重要性以及如何用飞雷突破敌方防御；最后是火力集中使用的有效策略。这些成功的实战经验都得到了详细阐述。

2月26日，商丘的周楼村。

部队即将向南方开拔，张际春副政委对南下行军中的政治工作做出安排，主要内容包括：1、持续开展渡江作战的思想动员，不断增强官兵的战斗决心；2、严格遵守军队纪律，做好新占领区的群众宣传工作；3、过江后要详细介绍南方的生活方式以及山区河川作战的特点；4、各部队要积极与友军搞好团结协作；5、强化基层党组织的建设。

2月28日那天，我启程前往十二军。

昨天，野战政治部安排我去十二军报到。今天一早，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并肩作战多年的老战友，踏上了前往三兵团的路。晚上在亳州过夜。

3月7日那天，我来到了怀远。

到了怀远，正好听说淮河水位上涨，还赶上东风掀起大浪，就在怀远城里住下了。城边有几处历史遗迹，相传常玉春的墓就在这里，另外完璧归赵那块璧玉也是出自这个地方。

3月8号这天，在蚌埠这个地方。

淮海战役结束后，蚌埠成为新解放的城市。为了掌握城市管理经验，我们专程前往蚌埠考察学习。抵达后发现，虽然这座城市解放才一个多月，但拥有三十多万人口的蚌埠却呈现出良好的社会面貌：工厂商店正常营业，市场一片兴旺，市民们也都精神饱满，整个城市秩序井然。

今天恰逢本市的妇女们举办晚会，庆祝三八妇女节。纺纱厂、卷烟厂的女工以及众多手工业女工走在队伍前头，女学生们在中间，街道妇女们则跟在后面。她们齐声高喊：“解放战争胜利万岁！”“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人民解放军万岁！”等口号。队伍整齐有序，大家情绪高涨，全市都弥漫着人民获得解放和自由的喜悦。灯笼、火把和龙灯把街道照得一片通明。

这座淮河铁桥被国民党部队炸毁了五个桥洞，解放军在老百姓的帮助下，及时搭建了临时木桥，确保了交通畅通。

走在街上，意外碰到了多年未见的老战友张力雄。一见面他就笑着说："整整九年没见了，咱们都还活得好好的，真是没想到！"我们俩都特别开心，聊起了不少过去的事。

3月9日这天，我们来到了寿县。

我调去十二军政治部任职时，和保卫部的同事们一起拍了一张集体照。

3月17日这天，我们来到了寿县。

3月12日至16日，十二军党委带领政治工作干部前往蚌埠，主要目的是考察并借鉴城市政策执行的相关经验，我也随团参与了这次活动。到了17日上午，军党委又召集了全军的师级以上干部，专门讨论并部署渡江作战的前期准备工作。

在会议中，王近山司令员传达了邓小平政委和陈毅司令员从中央发来的电报内容。他表示：“邓陈两位领导指示我们：军委已经决定在4月10日左右开始渡江战役，部队必须在4月8日前到达江边，并在10日前做好所有渡江准备。为了确保战役顺利进行，我们要反复提醒干部，避免因骄傲而疏忽。在部队行进期间，应集中精力进行渡江战术训练，其他政策问题可以等到渡江后再处理，以免分散部队对作战的注意力。此外，必须加强部队的纪律教育，确保在接管城市时不会出现混乱。”

大家对领导的安排进行了深入交流，所有人都表态会严格按照领导的要求去执行。

王近山同志最后强调，大家要认真学习邓政委和陈司令员的讲话精神，抓紧做好渡江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同时，要继续纠正部分干部存在的保守思想，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勇敢地带领部队渡过长江。

3月18日，这一天属于寿县。

李开湘主任召集了一批负责思想政治工作的干部，大家在一起讨论如何加强部队的稳定，做好防止间谍和保密的工作，同时还研究了如何开展驻地情况调查。

3月23日这天，在窑口这个地方，大家聚在了一起。

十二军团朝着江边进发。过江打仗的时间快到了。

双堆集战役大获全胜后，部队用了整整三个月时间休养生息、强化训练。这段时间里，我们开展了渡江作战的思想动员，加强了纪律教育，深入学习了新区的各项政策，特别是关于如何接管新解放城市的政策，还进行了渡江作战的实战演练。无论白天黑夜，不管刮风下雨，三个月里我们一刻不停地为南下渡江作战做准备。因此，今天正式出发，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日子。我所在的三十四师也一同踏上了征程。

3月26日，位于山南的广阔地区。

部队行进到合肥西南方向，在山南广一带驻扎下来。

一年前的今天，我们告别大别山，向着淮河北岸进发。如今时光流转，同样的日子，我们的队伍却以威武之势向南挺进。

3月27号，在舒城的东边。

十一军和十五军今天在安庆以北地区清除了敌军，还在白兔湖、石门湖和武昌湖附近找到了一千四百多条大小船只，还招募了两千名当地船夫。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非常振奋，因为能搞到船正是大家最期待的事。

晚上在舒城东门过夜。

王勉、赵群和叶玉琪三位同志被派往十二军协助工作，他们抵达部队后，当晚就听取了关于部队现状的详细介绍。

3月28日那天，事情发生了重要转折。

我跟着四十六团一起行军，晚上在大关村住下了。

总前委下达了关于强化政治工作的指导意见。

3月29日这天，桐城发生了重要的事情。

跟着四十六团一起前进，这个团的管理非常严格，各项事务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他们特别重视党支部的作用，党小组能迅速处理突发情况，整个团队积极向上的氛围非常浓厚。唯一不足的是，部分干部对新兵的思想教育有所疏忽。在行军途中，我和左三星同志讨论并制定了改进方案。

3月的最后一天，也就是3月30号那天。

野战指挥部发布了《渡江作战需知》的命令。第二野战军的炮兵部队在安庆东边的长江水域成功击沉了一艘敌军舰艇，同时重创了另外两艘敌舰。

3月的最后一天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前线总指挥部正式公布了关于解放南京、上海和杭州地区的作战计划文件。

4月4日，我们前往了练潭峡。

雨下了好几天，今天终于放晴。行军途中，田野里开满了油菜花，金黄一片。有些地方的油菜籽已经结满了青荚。虽然按农历算还在三月开头，但越靠近江边，夏天的气息就越浓。想到长江可能涨水，大家过江的心情就更急切了。

4月5日，我们来到了官埠桥。

军政治部召开了保卫干部会议，专门安排渡江作战期间的安全保障工作。会议明确了六点要求：第一，保持高度警觉，随时应对突发情况，比如渡江时可能出现的情绪波动和渡江后可能发生的逃散行为；第二，迅速辟谣，防止不实信息传播；第三，严格把关突击队员的政治背景，确保队伍纯洁；第四，渡江后立即开展社会情况调查；第五，执行好城市政策，妥善处理国民党党政机关的文件档案；第六，将俘虏人员移交军部进行教育和处理。

4月8日这天，我们来到了官埠桥。

我三十五师成功渡过夹江，攻占了铁板洲。敌军二十九师八十七团三营和五连共三百多人驻扎在铁板洲，想利用夹江作为屏障，修建地堡工事，阻止我们南下。我们的一〇四团突击队在猛烈炮火的支持下，仅用三十五分钟就彻底消灭了敌军，俘虏了包括营长在内的二百二十名官兵，击毙了八十名敌人。

4月11日，位于官埠桥地区。

十二军指挥部发布了渡江行动的具体规定，主要内容包括：1、所有官兵必须坚定勇敢，不畏牺牲；2、要妥善安排水手和船工，对表现突出者给予丰厚奖励；3、必须服从命令，遵守纪律，擅自行动者将严惩不贷；4、未经许可不得使用救生设备；5、若指挥官表现出退缩，将立即撤职并依法处理；6、过江后应与友军紧密合作，共度难关，违反者将受重罚；7、如果部队失去组织，应主动寻找上级指挥官。

4月13日，我们来到了官埠桥。

根据上级指示，为支持谈判进程，我军暂缓过江行动。

4月12日，总前委下达了关于推迟渡江作战时间的通知。这次我们决定把渡江时间推迟一周，这是出于政治和军事上的必要考虑。不过，这样的调整可能会让部分人放松警惕，甚至迷失方向。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你们需要向师级以上干部明确传达以下几点：

双方的和谈取得明显突破，协议有望近期签署。这份协议实质上意味着国民党方面做出让步，无论是对整体局势还是对老百姓来说都是件好事。

我们渡江行动要建立在政治优势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如果谈判失败，责任在对方；如果协议签署后对方不执行或拖延，责任也在对方。谈判结束后，我们渡江是有充分理由的。当我们在政治上做到这一点时，敌人内部会更加分裂，好战分子会更加孤立和混乱，我们不仅能争取到主和派，还能分化一部分主战派，全国人民会更加支持我们。到那时，无论是和平渡江还是战斗渡江，都会更加有利。

要知道，现在国民党的军队基本上都被蒋介石的亲信控制着。就算签了协议，他们也很可能会继续抵抗。所以，我们得做好战斗渡江的准备。敌人肯定会趁这段时间加强沿江的防御，我们也要抓紧时间做好更充分的军事准备。如果放松了战斗准备，那不仅是错误的，还非常危险。

如果政治形势有变，行动可能还要推迟几天。因此，部队既要避免急躁冒进，也要防止战斗意志的减退。

对于大家普遍关心的汛期和长江水位问题，中央也高度重视，经过分析，预计在四月底之前，长江水位不会出现明显波动。

第六部分省略。

在推迟渡江作战的这段时间里，部队的主要任务还是继续做好战斗准备，不过也可以抽空传达二中全会的会议精神，具体怎么安排，由各级党委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决定。

4月14日，官埠桥这个地方。

根据学校提供的线索，我们成功侦破了一起企图破坏军队稳定的现行反革命案件。涉案人员中，既有在武汉、济南接受过专业特务训练的人员，也有曾被我们抓获后逃脱投敌，后又被敌方以投降为名安插回我军内部的间谍分子。

就这起案件，我们专门开了个会，讨论怎么加强反间谍和安全保卫工作。参加的人员有继寻、晋国强、王永华、荆强、赵国钧、王文焕、平仓喜、赵银泉、郭文、刘水、杨长寿等几位同事。

4月17日，位于官埠桥。

国共双方协商未果，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人员黄绍雄返回南京。

4月18日这一天，官埠桥这个地方。

王近山司令向十二军传达了二野司令部的作战安排。这份文件是4月17日下发的，主要内容是关于二野部队如何渡过长江展开战斗的具体计划。

王近山同志表示：咱们部队过江后，首要任务是快速拿下歙县，沿着新安江往南推进，直奔淳安、建德、兰谷和金华，切断并掌控浙赣铁路，围堵从沪杭方向南逃的敌军。

4月20日，位于官埠桥地区

王近山召集师级以上干部开会，进行渡江作战的动员部署。他特别强调，这次渡江战役必须确保胜利，不能有任何闪失。一〇六团和一〇八团被赋予突击渡江的重任，要求他们依次成功登陆。三十四师则派出一个连队攻占扁担洲，以封锁隐藏在扁担洲夹江中的敌舰。渡江成功后，部队将向贵池方向推进。王司令员最后着重指出，渡江后必须严格遵守政策，扎实做好群众工作。

4月21日那天，方家墩附近的大拐江堤段。

我军的第二野战部队沿着安庆到贵池的江岸，全线成功渡过了长江。

下午四点，陈锡联、谢富裕治、王近山、肖永银等几位领导，聚在方家墩南边的大拐江堤指挥所。王近山仔细查看了南岸敌军的情况后，在五点下令炮兵开火。炮弹一落地，南岸的乌沙闸、油坊和扁担洲等地的敌军阵地立刻浓烟滚滚。敌军也不甘示弱，用战防炮猛烈还击，炮弹不断砸向我军阵地。

按照计划部队应该在六点出发，但战士们已经等不及了。五点五十分，一〇六团的船队就敲着锣打着鼓，从枞阳夹江口出发了，朝着南岸前进。这时候，敌人疯狂地封锁江面，想阻止我们过江。

傍晚时分，敌军正全力封锁江面。为了迷惑敌人，王近山下令炮兵发射所有烟幕弹。说来也巧，或许真是天意，一阵东北风突然吹来，浓密的白色烟雾瞬间覆盖了南岸敌军的阵地。我军战士抓住敌人视线受阻的机会，奋力划动桨板和临时充当船桨的铁锹，短短十五分钟就横渡了四五里宽的江面。战士们如猛虎下山，迅速攻占了敌人的前沿阵地。

红色的信号弹一个接一个冲上天空，宣告登陆成功；紧接着，白色的信号弹也升了起来，指示炮兵向敌军后方发起猛攻；随后，绿色的信号弹腾空而起，报告我军已拿下敌军重要阵地。看到这些，指挥员们紧绷的表情终于放松下来，欢呼声和庆祝胜利的口号声在大江北岸此起彼伏，响彻云霄。

随着一声令下，后续部队开始渡江，江岸上顿时响起此起彼伏的号令声。我和肖永银同志驾驶着水陆两栖坦克，跟随大部队一起顺利渡过了江面。

摄影名家吴本立用相机记录下了今天这场气势磅礴的盛大场面。

4月21日，贵池的桃庄。

深夜11点过江后，敌人的碉堡全都火光冲天，到处都在进行激烈的歼灭战。我和李德生同志按照计划，直奔指定的集合地点赶去。

晚上冒雨走到贵池孙楼牌村，碰到一位老农。他的情绪，接着向他问路。没想到他一下子就明白了我们的来意，还没等我们把话说完，他就急着说：“我被九十六军二一二师欺负得受不了，跑到十里湖躲了十几天。今天听到你们的炮声，我就知道好日子快来了。天刚黑就听说你们过了江，我早就知道你们是保护老百姓的军队，所以连夜赶了回来。同志，你们要去哪儿？我给你们带路。”

他激动得手舞足蹈，边说边笑，时不时抹去眼角的泪水，那份喜悦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一路上，他滔滔不绝地讲着自己的事：二月份他交了九十斤大米，还出差了四十天......仿佛完全忽略了周围战火连天的环境，就这样一直把我们送到了贵池桃庄。

4月22日那天，在贵池的城区里。

贵池的敌军仓皇撤离。刘瑞章、郭英机、杜传贤等人随三十五师政治部进入城内，着手清理敌人遗留的文件和物资，同时召集当地商户，向他们详细讲解了我军的政策方针。

深夜十点，新华社发布了一条重磅消息，标题为《百万雄师过大江》，详细报道了人民解放军的重大军事行动。

4月23日那天，我去了吴溪桥和云禅寺。

行军途中，老百姓热烈欢迎，战士们深受感动。大家顾不上疲惫，一心想着要是追不上敌人、抓不到俘虏，可真对不起乡亲们的热情支持。

无论走到哪里，不管是乡村小镇还是荒野草屋，路边都摆满了大桶的茶水。茶叶占了半桶，战士们用茶缸舀水时得用力往下压，才能盛出半碗。这种热情款待，比起他们平常招待客人时的用心程度，不知道要真诚多少倍。

在汤小文的茶摊稍作歇息时，他母亲边煮茶边跟我们聊：“你们这么久没来，可把我急坏了。那些土匪让我这老太太背着四十斤的货走了十五里路。西边邻居家的牛被牵走，到现在还没找回来。小文年纪小，我把他藏到了山里，不然也得被他们抓走。”我们劝她别忙活了，她笑着说：“山上到处都是柴火，不碍事。”

南京于午后三点钟被成功攻占。

4月24日，下雨天，在青阳的将军庙。

4月23日，第二野战军司令部向各部队下达了作战命令，要求全力切断浙赣铁路和杭徽公路的交通线。24日当天，我部第十二军按照上级部署，顺利从青阳地区推进至将军庙一带。

经过朱璧店时，一群老人提着茶壶，冒着大雨给部队送茶水，嘴里不停地说：“你们辛苦了。”雨势渐大，他们不顾淋湿，围在部队旁边，控诉蒋军的恶行。两位中年妇女激动地说：“以后再没人喊我们‘匪婆子'了。”旁边有人补充道：“我们这儿是1947年建立的游击区，有两个连的兵力，白天藏在九华山，晚上到恨镇活动。乡长和保安队为了打击游击队，抓走了很多人，抢走了不少牛，还逼妇女写了好几次保证书。最可恶的是，他们把镇上最有才华的几个年轻人杀害了。现在大军来了，我们终于看到了希望，游击队长已经进城当了县长。敌人的县长被赶到九华山去了，我们正在追击他们！”

他们的难受和憋屈，真是说不尽道不完。军队在镇里走了好几个钟头，这些人就一直站在路边，像伺候贵客似的，不停地递茶送水。

4月25日这天，石台县城里。

这里的地形就像古诗里说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春雨刚停，嫩叶间闪着点点水珠，山涧的水流得像万马奔腾。我们的战士一天能走一百一十里，经过的每个村庄都贴着红绿标语。凌阳镇的百姓特别热情，他们放鞭炮欢迎我们。有些人甚至送我们走了很远才停下。村里的人议论纷纷，有的说解放军战士真强壮，有的说解放军纪律严明，果然名不虚传。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大爷激动地喊：“解放军来了，我们终于看到希望了！”他的喊声让大家都很振奋，纷纷表达自己的感受。当我们进入石台城时，伪县长冯启元和他的手下已经站在路边，等待我们的处置。

深夜，军方传递了新华社4月24日发布的新闻报道。

4月26日那天，天气平和，我来到了三口镇。

我们的主要部队正按照野战司令部23日的作战命令，快速向徽州方向推进。其中，三十五师的先锋部队已经抵达距离徽州仅三十多里的富地区。

从石台往东南方向走，穿过两条河就到了五神团村。村里就住着三户人家，其中一间茅草屋里，一个妇女正在伤心地哭泣；另一间茅草屋门口，一位老太太正忙着煮茶慰劳路过的士兵。

我们好奇地问她为什么有人哭。她回答：“幸好你们来了，不然我们饿死在山里也不敢回去。”她继续解释：“中央匪军抢走了她所有的粮食，她因此伤心落泪。”大家听她说话时，注意到她茅屋旁躺着一个六十多岁老人的尸体。我们惊讶地问起这事，她说：“那是戴钢盔的部队干的，老人因为年纪大，背不动东西，就被他们打死了。我的孙子方官涛也被他们抓走，现在生死不明，连水牛也被抢走了。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拼了老命才保住这个家。”她简短的几句话，对我们来说却是一次深刻的政治教育。我们一边安慰她，一边安葬了那位老人的遗体。

路上经常能看到三五成群、疲惫不堪的百姓步履蹒跚地往回走。这些人都是被国民党军队抓去当苦力，半路逃回来的。一位七十三岁的老人告诉我们，被抓去背了两天东西，连口饭都没给吃。另一位老农指着头上被打出的大包说，这就是给蒋匪军干了三四天的“报酬”。还有两个年轻人腿上还在流血，一瘸一拐地往回走，脚都肿了，鞋里塞满棉花的更是常见。一些老太太拄着拐杖跟着部队，边走边喊：“同志们快走，赶紧帮我们救回被抓走的儿子！”蒋军对百姓的暴行，真是让人不忍直视。

经过甘棠镇时，老百姓又放鞭炮热情相送。我们稍作歇息，泥瓦匠老叶就打开了话匣子。他指着国民党军队的碉堡说道："光给他们修这个'大坟包'就用了五千多个工，为了挖通村里到村外的地道，连电话局的房子都被凿了好几个窟窿。昨天那些匪军逃跑前，把最后几只种鸡都吃了个精光，你们瞧瞧，屋里屋外到处都是鸡毛！抢走粮食衣服还不算，眼下正是插秧的时候，他们把咱们一百五十头水牛都牵去当马使，驮着那些打扮得花里胡哨的官太太，地都种不了，简直要人命！"

离这儿五里地的张家埂，老张也搭话了：“昨儿个咱们还在山里东躲西藏，跑了十几里山路都不觉得安全，今儿个就能在镇上迎接解放军，这心里头别提多痛快了！牛被牵走就牵走吧，解放军一到，这世道就安稳了，总有法子解决。”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纷纷数落着蒋军的恶行。正说着，炮兵队伍经过，一听有大炮，大伙儿呼一下全围上去瞧热闹。

四月二十八日，徽州。

从许村前往徽州的路上，我军的103团和104团紧追敌军不放。一路上，敌军丢下了大量炮弹和衣物，狼狈不堪，甚至连猪肉都扔进了水沟里。

一进城里，我们马上把解放军的公告贴了出去。

4月29日这天，徽州地区。

新中国成立后，徽州老百姓见面时都笑呵呵的，特别热情。一位老大爷跟我聊道："皖南事变那会儿，听说咱们的队伍三个月就能回来，可三个月过去还没影儿，想着可能还得再等三个月。一年盼一年，日子一天天过去，等得人心里直着急。要是队伍真不回来，咱们老百姓可怎么活？这是大伙儿最揪心的事。现在可算盼来了，来了这么多战士，队伍浩浩荡荡的。我们见了部队，就是放鞭炮也表达不了心里的高兴劲儿。"老人最后激动地说，终于盼到了，从今往后，咱们老百姓总算有盼头了。老人家这番掏心窝子的话，道出了老百姓的心里话，让我们深受感动和鼓舞。

5月2日，我们来到了徽州。

昨晚，我们一〇四团在太平口彻底消灭了蒋介石军队七十三军的一个装备美式武器的步兵团。同时，我们三十五师的主力部队正沿着新安江快速推进，追击逃跑的敌人。

刘、邓、张、李四位领导向各部队下达了关于消灭皖南、赣东、浙江地区敌军并开展地方工作的具体部署。

5月6号这天，在浙江的淳安县

十二军的指挥部从徽州转移到了淳安。这个小镇大约有一万居民。

溃败的敌军仓皇逃窜，沿途扔下大量汽车，淳安城内也随处可见遗弃的车辆。当晚，我们向旧政府工作人员详细讲解了我党我军的方针政策。

今晚，我们三十五师成功拿下了浙江赣线的重要城市金华，击溃了敌军的八十八军，消灭了一千八百多名敌人。现在，部队正朝着义乌和东阳方向推进，打算拦截从杭州向南逃窜的敌军。

5月7日，位于浙江的兰谿市。

军部直属部队抵达兰谿后，第一时间组建了公安局。我们向当地旧政府工作人员讲解党和军队的方针，要求他们妥善保管并移交旧政权的文件、档案及其他物资。同时，我们还着手开展瓦解土匪的工作。这个仅有三万人口的小镇，成了我们接管地方、开展基层工作的实践基地。